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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两千八百五十三章 前提和推理（第2页）

所以这就给后人厘清那些韵部哪些是时代特征，哪些是前代规律，制造了很多疑点。

比如在古人笔记里的童谣俗语顺口溜，佛经偈语，应时小曲，其声韵多半就是依照的“时韵”，而当时文人的诗词，骈文，则多半依照的古韵。

如果不将之辨证地看待，毫无疑问就会陷入到逻辑混乱当中。

除此以外还要考虑的一点，就是古代“方言”和“官话”的差异。

明代的记录里，就有皇帝听不懂面圣官员口里难懂的福建话，广东话而头痛不已的情况。

所以古人笔记里的童谣俗语顺口溜，佛经偈语，应时小曲，甚至一些刻意使用方言韵味创作的文学作品如竹枝词等，其韵律还有地域分布的因素，不能一味地拿“官话”，“正韵”去套接，不然同样会陷入到逻辑混乱当中。

把这些都考虑完了，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，就是不要被前辈们给带到沟里去。

很多留下着述的前辈们，都是学问大家，但是学问大家也不见得所有观点都对，尤其是国文，国学，牵一点而动一片，谁也不敢就说自己能够将所有的点，所有的面，都考据完全了。

随便举一个例子，在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史学研究专家中，就曾经掀起过一股疑古思潮，由此产生“古史辨派”。他们对司马迁《史记》里记录的商王世系表，就提出了严峻的质疑。

古史辨派的代表人物是顾颉刚，他在1923年《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》中提出想做一篇论文《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》，正式挑战以往的古史书写。

在那封关于古史演变的信件当中，顾颉刚指出了三个问题：第一是时代愈后，传说的古史期越长；第二是时代愈后，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；第三是我们即使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状况，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状况。

顾颉刚认为这是不合理的，是可疑的，受此思潮的影响，中国上古史体系面临着空前严峻的挑战。

新文化运动另一大佬胡适则在致顾颉刚的信中建议：“现在先把古史缩短二三千年，从诗三百篇做起。将来等到金石学、考古学走上了科学轨道以后，然后用地底下掘出的史料，慢慢地拉长东周以前的古史。”